李滨:无政府下的世界秩序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国关前沿通讯2020-08-03 08:07:35


学人简介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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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秩序的分析是建立在历史具体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由于不同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同,世界秩序也存在本质区别。


这与一些西方主流理论把无政府状态作为一种超历史的抽象来分析世界秩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方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主流理论由于抽掉了社会经济基础,秩序只是简单的稳定状态,没有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赋予的差别。


作者通过观察近代以来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分析了资本主义不同发展历史阶段世界秩序的本质,指出在19世纪自由竞争的阶段世界秩序的特征是:自由主义国家、自由放任的国际市场、均势、古典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


民族垄断阶段世界秩序的特征是:福利国家、国际干预与协调下的国际市场、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妥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阶段,世界秩序向着新自由主义演变,其特点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全球统一的自由市场、作为世界警察力量的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以及相应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1引言:理论与方法  

整个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指涉的是没有世界政府。然而,一些西方理论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把这种状态抽象化,不赋予任何实在的历史内容,是一种“有名无实”。因此,建立在这种超历史的无政府状态下的理论中,国际稳定或通过均势或通过某种国际制度来维持。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的建构理论把无政府状态分为三种不同的观念结构:霍布斯式、洛克式、康德式,认为这三种观念结构下的无政府状态存在着不同的特征。但他没有把这三种观念结构的社会根源说清楚。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资本主义不同的生产方式角度,可以说清不同时代的世界秩序的社会根源、变革的社会基础,并赋予不同历史时期世界秩序具体的实质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对秩序的研究是以生产为基础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按照这一逻辑,世界秩序不过是世界性经济基础与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共同构成的世界性现实结构。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生产作为经济基础的核心自然成为分析和研究秩序的基础。   

 

另一方面,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研究秩序的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应以具体的具有历史特征的生产方式作为秩序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能以抽象的跨时空的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秩序的基础。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从一般到具体,即把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抽象概念放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下去考察,考察各种规定性下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这些概念所指涉的内容,从而去研究具体的具有历史特征的经济基础的作用。所以,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较为抽象的一般范畴下(一般)来分析社会秩序,同样也要结合不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具体),才不会导致脱离实际的抽象与固化。比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与垄断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秩序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用一种超时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分析秩序,就无法区别同样在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的自由竞争与垄断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差别及其相应的作用。前者产生的是自由主义秩序,后者是一种金融寡头下的统治秩序。世界秩序的研究如果按马克思主义方法去考察,同样必须遵循这一原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同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西方主流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区别之一。西方主流理论把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的形态)作为一个跨越时空的结构,不考虑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基础,尤其是不考虑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基础,这造成了历史循环论、非历史化以及秩序内容的空洞化。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扩展和不断发展,市场竞争导致的财富日益集中,资本不仅要在国内实现一种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也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市民社会的帝国。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这一进程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拓展涉及整个世界。国内政治统一的过程在19世纪中叶已经在资本主义大国完成。然而,在国际范围,这一政治集中的过程却漫长复杂得多,迄今为止都没有完全实现。国际范围内政治集中的最大阻力就是民族国家,背后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民族国家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独特的国际性倾向,造就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种世界里,必然形成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秩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的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秩序?这必须结合具体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进行分析。资本主义从工业化时代开始,经历了自由竞争时期、垄断的民族国家化时期和经济全球化时期。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主导着世界秩序的资本主义大国内的社会生产关系都有不同特色,因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都与这些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有着密切联系,形成了具有不同治理特色、不同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   

 

所以,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世界秩序的基础。虽然以生产所有制为标准来衡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资本主义具体的历史时期的生产组织方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世界秩序也随资本主义这种具体的生产方式变化而变化。从自由竞争到民族国家内部的垄断,再到跨国生产,世界秩序呈现着不同的特点,不论是从国际安全稳定机制还是意识形态上都表现出差别性。在安全机制上,19世纪大体呈现出权力制衡为特点的国际安全机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安全机制呈现出以美国领导的多边军事同盟,但它主要是对付苏联和约束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可能的军事冲突;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成为维护世界现状的最后强制力量,防范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势力与力量。在意识形态上,19世纪稳定的世界秩序下大体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战后大体是一种“妥协的自由主义”,冷战结束后是一种新自由主义。   

 

从无政府状态下的制衡到帝国主义的世界冲突,再到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协调,直到当今的帝国化趋势,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虽然表象上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它体现的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为基础的历史叙事。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血腥杀戮、殖民征服、残酷剥削、大国制衡、战争与协调,晚近以来的世界历史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这一画卷。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新型的国际分工------信息业对工业、农业的分工----时代的到来,新的世界秩序处于过渡之中。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让新的生产方式造福于人类,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 

2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   

19世纪中叶形成的世界秩序建立在英国社会经济变革(工业革命)成功的基础上,体现着当时的霸权国英国的特色。英国工业革命的首先成功,体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与政体的成功。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经评价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以竞争取代了中世纪的各种规章条例”。它是以工厂生产下的“企业劳动市场”这样的生产关系为主导的。这种完全的自由市场化的生产关系还造就了自由主义国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秩序。   

 

马克思描述这个时代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这种自由竞争的秩序不承认任何政治权威对生产的控制,只承认竞争的实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到,“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因此,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这种不承认任何政治权威的社会分工在国内形成了权力制衡的政治结构,以防止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形成了一种自由主义国内秩序。其根本的动力在于处于这种生产关系下的主导阶级----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要求一种促进其积累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这种国内实践被英国带到了建立世界秩序的进程中。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把英国建立的世界秩序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自由主义国家、自我管理的市场、金本位和均势。如果说这种归纳还有不足的话,就是缺少了对非西方的殖民统治。   

 

自由主义国家是自由市场经济不受国内外政治纷扰的政治保障。在国际上通过均势体系的制衡为自由贸易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正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所说,“自由贸易的世界经济被理解为民族财富的条件,这是工业、商业和金融业者的领域。国家和国家体系的责任是为这种开放的世界经济确保一种政治条件而同时不干预这些经济因素的运作”。国家在此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市场自我调节和管理体现为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19世纪50-60年代英国通过与西欧工业化国家相互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英法之间的《科布登条约》是标志性协定)以及由此确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形成了当时的自由贸易体制。这一体制冲破了过去重商时代留下的种种贸易藩篱,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英国在经济和贸易上的优势地位使其有能力确立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制度。大卫·休漠( Da-vid Hume )提出的金本位制下的“自动调节机制”充分体现了市场的自由调节。金本位制也是英国商人利益阶层约束政府滥用财政权力、要求为世界贸易提供一个可靠基础的体现。这两者对于在经济中领先的英国来说,意义尤为积极。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力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品出口,英国可以廉价地获得海外农产品和原料。金本位制使得英镑作为国际通用货币,既便利其国际借贷,也有助于其控制国际金融市场。   

 

为了保证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不受政治的干扰,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在英国的世界秩序下,建立一个有利于自由市场的国际政治环境是通过均势来实现的。这一做法体现了当时英国自由主义廉价政治的要求。因为均势相对于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无疑是成本低廉的,所以英国在资助反法联盟打败拿破仑之后,消除了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欧洲大陆的主导者之后,获得了欧洲政治的仲裁者地位。之后英国利用均势策略,一方面防止“神圣同盟”干涉欧洲各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改造以及南美国家的独立,避免破坏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得以运行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防止欧洲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酿成长期性的重大战争,破坏国际稳定,扰乱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赖以运行的国际安全环境。   

 

在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殖民战争以及殖民统治成为英国和西欧大国实现世界性工业与农业分工,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的重要方式。‘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遍及世界,成为英国主导世界的象征。这固化了世界市场建立以来的中心与外围的结构,使得工业中心从农村外围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积累。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背后是古典自由主义。亚当·斯密(Adam Smith )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等人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这一秩序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解释:“平等”的个人在市场中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分工,通过市场交换使个人与集体的福利都得到增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由此导致追求私利的个体在市场交换机制中实现利益的互补,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自由贸易同样达到这种效果,国家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交换实现国家间利益的和谐,从而保障国际的和平与稳定。这被孟德斯鸿( Montesquieu)总结为“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平”。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市场带来个人的福利和自由、社会的和谐与安全。   

 

客观上应该承认,这一秩序体现的内涵较之过去的时代有着巨大的进步性。一是它发展了生产力,二是它用市场的非人身的强制替代了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与特权。但是,也必须承认,这一秩序并没有带来古典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平等与和谐,因为它带来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贫富分化以及西方对非西方民族间的不公正、不平等。事实上,这种国内的不公正是依赖自由主义国家的压制来得以维持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说,自由主义国家是一个“强国家”,是一个“能够保护他们(资产阶级)免于工人不满的破坏性影响”的国家。国际的不平等是通过殖民统治来维护的。通过殖民体系强迫不发达民族接受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并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积累。   

 

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一种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秩序。它是英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的机制和意识形态无不体现着市场自由的法则,在市场自由竞争的背后是先行工业革命的英国竞争优势。英国政府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象征,在此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然而,在这种国际分工中产生的国际生产关系是,不发达民族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依附从属地位,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处于剥削与统治的主宰地位。这种秩序随着英国的经济优势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竞争中逐步丧失而受到挑战。

3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   

随着西方大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通过国际权力制衡来维护世界稳定的方式逐步失去了效用。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竟争进入垄断阶段,这种生产的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已经无法满足生产集中以及新一轮工业化的需要,国际竞争的方式也就随之变化。帝国主义政治与军事竞争替代自由的经济竞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传统的大国被新兴大国赶超。尤其重要的是,伴随这种赶超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新变化,即垄断替代了自由竞争。这时财富的集中带来了更大的政治集中,即垄断下的政治集中。这一切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被分析得十分透彻。“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垄断既然已经形成……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它任何‘细节’如何。”这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带来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生产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保障和促进就业的政策带来了新型生产关系模式,以“企业法团主义(enterprisecorporatism )”和“三边主义(tripartism )”为主要形式的生产关系形成垄断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的特点。这种阶级调和的生产关系通过给予部分工人阶级的经济福利,不同程度地收买和驯化了部分工人阶级。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民族垄断时代,尽管各资本主义大国政治形式有所不同,但自由竞争的社会变成一个程度不同的规训的社会,规训的社会是一个工厂化的社会。在这种工厂化的社会中,自由主义国家向着干预经济的福利国家演变发展。福利国家的干预保障着再生产的协调、垄断利润的生成、工人的就业,同时把工人阶级运动包摄进国家体制。这一切都体现着这种新型生产关系下的主导阶级的利益和对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然而,这种发展的初期阶段却带来了经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因为它需要经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实现其政治与经济目标,转嫁内部阶级矛盾、实现民族资本垄断化下的再生产和积累。   

 

这样,旧秩序的四大支柱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自由主义国家被福利国家所取代,国家干预、经济民族主义替代了自由贸易与金本位,靠均势来维持世界稳定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竞争与对外扩张形势。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变革破坏了旧秩序,世界大战就是最终政治结果。这种无序最后由于二战胜利后美国的独特领导作用得以结束。在美国领导协调下建立了一种“妥协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的特点是:福利国家、国家干预与国际协调下的市场、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国际协调以及作为“最后执法者”的美国拥有的军事实力和它领导的军事同盟。美国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的方式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殖民统治。它更多地借助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跨国公司以及必要时的军事干预。在这一秩序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所谓的“嵌入式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 ) "意识形态。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经济与政治的重大变革,它把美国过去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转型为一种国家干预的新市场经济,把自由主义国家变成了一种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是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改造,一方面,它保留了自由主义国家作为自由市场监护人和生产资料私有原则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它补充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功能,用国家干预来弥补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巨大负面作用。福利国家承认,市场失败内生的问题既影响市场正常运行,也带来社会的重大隐患。为了保障市场的运行,避免社会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身的作用来纠偏市场产生的社会问题,使市场成为一个有管理的市场。这样的市场褪去了原生态市场的特征,增加了社会公平和国家干预的特点。类似的福利国家在欧洲也相当普遍,战后以充分就业为政策导向的福利国家使传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不合时宜。这必然带来国际经济体制的修正。   

 

美国新政原则同样体现在新的国际经济体制之中。新的国际经济制度一方面重新确立了市场开放的原则,打破了原来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的阻隔,约束各国为了国内福利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但是同时为了保障福利国家的实施,新的国际经济制度通过一定的救济措施,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借款、国家保留的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关贸总协定中各种例外保障条款等,为福利国家防范外部的市场冲击在制度上预留了一定的国内自主空间。这种体制已经不是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自由市场,而是一种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下的市场。这种市场既维持着一定的国际市场的开放,也兼顾着福利国家的要求。   

 

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安全保障是由美国建立的军事同盟体系来实现的。这一军事同盟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侵蚀”,武装保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二是把各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军事力量置于美国的管理之下,使之失去通过武力再次争夺市场的可能和条件。这既是安全的保障,也是一种安全与政治的协调。   

 

面对战后到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一面反对旧式殖民主义,一面通过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跨国公司,把部分新兴的民族国家纳入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鼓励和支持这些新兴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必要时通过军事干涉与颠覆来维持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    

 

战后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体现的“嵌入式的自由主义”(或者说“妥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而是性质上是多边主义的;不是贸易和金本位的自由主义,而是建立在国内千预基础上的多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拓展。   

 

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发展的条件下,重新协调工业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秩序。它是资本主义空前危机条件下的改革产物,也是资本主义面对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这一秩序已经不再强调市场的自由放任,而是一种国家干预下的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多边协调。相较于英国式的秩序,这种秩序最大的进步是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社会公平。福利国家在此对外进行国家间的协调,对内起到调整生产关系的作用。

4经济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趋向     

战后在美国领导的新秩序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民族国家化格局开始打破。以跨国生产为特点的全球性生产开始替代民族国家生产为特点的国际经济联系,真正的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开始形成。资本主义过去长期以来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化的生产,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跨国性资本主义生产。生产的民族国家化体现为生产的组织是以国家为疆界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在民族国家内进行配置,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主要是在国家疆域内完成。“这种国际经济的模式通过商品、资本和贵金属的流动连接着各国经济……它的主要关注是交换。”二战后,由于美国的作用,整个世界的生产组织方式逐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跨国生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新型世界性生产开始得到重大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这种变化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它的特征就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按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形成以跨国资本为主导的跨国生产链,产品的生产全过程不在一国之内完成,而是由不同国家共同完成。这种世界性生产的组织方式改变了过去生产民族国家化形成的国际分工,也改变了过去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   

 

全球生产链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连接起来,每一个国家都成了产品部件的生产车间,国内生产与跨国生产连成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化分工。而且跨国生产组织方式带来的国家与企业的新社会化行为不断地挑战着传统的民族国家化生产模式。如果国家不融人跨国生产,将面临外部重大的竞争压力,跨国生产的模式因而促使各国为吸引外来投资而展开竞争。如果企业不融入跨国生产就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为吸引资本的竞争导致国家竞相放松管制,逐步放弃了过去福利国家时代对资本的节制措施。企业为市场竞争竞相压低成本,通过海外生产和外包规避过去的劳资之间的契约。因此,生产的全球化和去中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生产关系从过去“企业法团主义”和“三边主义”为主的模式向着“企业劳动市场”模式转化(以灵活的用工制度为特征)。生产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自由和成本竞争使得工人阶级在福利国家获得的经济利益和权益受到了巨大削弱。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工人阶级的碎片化,导致了工人力量的衰落,过去资本安抚劳动并与劳动相对妥协的生产关系被重新塑造。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使资本相当程度地摆脱了过去的束缚,弱化工人阶级的地位,这不仅导致了国家形态的变化,也导致了世界秩序的擅变。   

 

国家从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国家转型,国家重新向基本“守夜人”的角色回归;国际经济秩序从“妥协的自由主义”向着全球统一的自由市场转型,放松管制、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是新的经济秩序的趋向;整个世界的安全保障结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形成的军事司法干预体系,它或通过军事遏制的方式防范非西方大国破坏地缘政治现状的可能,或以选择性的执法方式来惩戒和教训发展中国家的“流氓”。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支撑这种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它的核心就是保障自由,宣扬国家干预对个人的危害,鼓吹自由是恢复增长和效率的基础。它把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成分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向世界推广。由此作为标准,任何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行为与政策都会被“妖魔化”,不论它们来自左翼还是右翼。相反,任何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行为与政策都会被“神圣化”。这一新秩序如同19世纪的自由主义秩序一样,带来的是世界性两极分化以及新生的生态环境的危机。这一切构成了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特点:新自由主义国家、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同盟的国际警察机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对应的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但它不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简单回归,因为新自由主义对应的现实经济基础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这种新的经济基础使得当今的世界秩序不同于19世纪。   

 

当今的世界经济现实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跨国生产网络使得世界性(分工)生产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但全球生产的管理控制在跨国资本手中。跨国公司串联这一分散化和碎片化的分工,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掌握着新技术、控制着信息业和现代服务业,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通过跨国金融资本实现了跨国联合。这种资本的跨国联合是继历史上资本国内集中之后进一步向国际发展的结果。虽然有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的民族化集中的特征,但它是跨国的集中。   

 

这种资本与财富的全球集中必然带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到的政治集中,它要求整个世界向着拥有一个全球统一的治理、全球统一的法律、全球阶级利益、关税和全球民族方向发展。一句话,它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资本帝国。   

 

在这种条件下,各国的社会与经济政策、法律必须进行整合,统一于一个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之中,服从于全球的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因此,通过促进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国家减少过去的各种社会保障责任和劳工保护,并且实施对外开放,放松管制,拆除过去国家设立的影响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藩篱。这种状态在整个世界形成了一种国家的社会化行为,即各国都向着新自由主义化国家看齐。因为在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的状态下,资本有条件向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国家“瘦身”、开放、改革;而国家无法对资本进行有效的节制,维持过去的福利国家政策只能造成资本的抽逃,“讨好”资本的“逐底竞争”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趋向是外部世界经济压力的结果,反过来,它促进着全球自由市场的发展以及资本自由的国际制度的发展。这一工程是借助世界贸易组织( WTO) ,IMF等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类似欧盟、北美自由贸易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来完成。WTO扩展了自由贸易的领域如服务贸易的纳入,加大了自由贸易的力度,如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国际金融领域逐步摆脱国家的控制,向着统一的不受约束的全球金融市场方向发展(原来IMF赋予国家的控制资本跨国流动的权利名存实亡);WTO等组织限制了对外来投资的国家控制(如WTO的投资协定)。虽然全球统一自由市场的进程没有完全完成,还不时出现一些波折,但冷战后整个世界经济向着这个方向演化。这种世界经济的自由化过程与19世纪存在着重大不同。19世纪是民族资本寻求自由和由内向外扩张,而当今是跨国资本追逐积累由外向内打破国家保护和堡垒。但当今政治集中体现为国家受各种国际制度的约束加大。   

 

在这种条件下,传统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失去了经济基础,因为跨国垄断资本已经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全球生产、金融的网络和全球市场,并成为这个市场的主宰,资本不需要国家为它获得排他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因为帝国主义建立起来的排他险市场已经不符合全球性垄断资本的特点,它只能造成全球市场的分割化,而且由此产生的帝国主义战争会破坏世界市场的正常运作。因此,它没有19世纪的世界秩序依赖均势来维持国际安全稳定的需要,而是需要一种全球警察力量来维护世界秩序。这个力量现在主要由冷战遗留下来的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来担任。   

 

在这种条件下,一种倡导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指导国家、个人的行为说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合法性思想基础,为全球警察力量“执法”行动提供法律和道义基础。这种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有着相似性,亚当·斯密(有时是误读的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及其当代传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等人思想受到热捧,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受到冷落。因为世界秩序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标上了全球“普适性”的特点。自由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普遍价值成为资本自由的思想武器。虽然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也提倡民主和平等,但以不妨碍自由为前提。自由民主替代了社会民主,成为一种保障自由的手段,保障的是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这样的民主非但没有缩小贫富分化反而加大了贫富差异,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19世纪的自由主义以及带来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应对的是国内的封建专制和特权,而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对付的是福利国家、民族主义等各种国家对资本自由的干预与限制。   

 

因此,当今的世界秩序也是在一种没有世界政府名义下的秩序,但它的内容与过去不同,尤其特别的是,它是一种特殊世界政体的秩序,只是这种政体是在政治学已有的分类中没有出现的新种类。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新“帝国”,有人认为它是“没有政府的治理”或“跨国政体”。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性发展产生的新政治形态。它以跨国资本形成的跨国市民社会为基础,反映的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本主义政治集中过程从国家到世界的演变—资本的世界帝国化—趋势。只是这种集中的过程不能按“国内类比”的形式来理解。它保留着民族国家的形式,但国家对全球资本和市场维持着敬畏。这类似于中世纪的欧洲世俗的国家对统一的宗教维持敬畏一样。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重要的源发地,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在美国最为深厚(跨国生产的最重要的发源地)。由于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秩序最主要的执法者和保障者,因而成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但新自由主义秩序给美国也带来了转型的阵痛,如金融危机、工作岗位流失等,美国也希望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趋利避害”,如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但美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无法使其摆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制约。

5中国的选择

      面对着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趋向,中国的选择是什么?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确的选择应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引领全球化,倡导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绿色发展,以此来拒绝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两个最大的社会问题:社会贫富分化和世界性生态环境危机。只有积极践行开放式发展、共享式发展和绿色式发展才能“趋利避害”,走出新自由主义陷阱。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是经济全球化的反对者,因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为实现其理想提供了机会,为世界无产者的统一和联合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阐述过:“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连《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都清楚,“资本主义一旦消除了民族和宗教的障碍,资本与劳动的斗争就会凸显,全世界工人将会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在去除了爱国主义和宗教因素的干扰后,他们会更认清所受的剥削,并起来反抗”。而经济全球化正在创造着这一条件。正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分析的那样:全球化有利于无产者的国际(全球)主义的形成,把人类团结在解放的共同追求下。因为帝国反对任何国家对全球市场的分割与独占,它在对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摧毁了“把无产阶级分化为各个阵营和冲突的派别”的现代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打破了过去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把自己的利益完全与民族身份和帝国命运相结合”的幻想。因此,反对经济全球化“是找错了敌人,掩盖了敌人”,“敌人是……帝国的全球关系具体制度”。所以说,不融入经济全球化、不促进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说就无法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   

 

共产党人不应是经济全球化的反对者还因为它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大力赞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成就的同时,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太狭隘了,无法容纳这些物质财富。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共产党人看待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秩序之间的关系。他们追求的理想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自由王国”,特别是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担负着更好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重任。因此,必须利用新的全球社会化分工来发展生产力,同时拒绝新自由主义要求的社会生产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应该践行开放式发展、共享式发展的理念。   

 

只有坚持开放式发展,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中发展自己;只有发展自己,才有可能引领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公平的方向发展。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开放式发展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开放式发展理念,即“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反映的正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思想。   

 

只有坚持共享式发展,才能拒绝新自由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式发展理念,即“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克服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贫富分化。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是应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之策。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发展危机,维持人类的共同家园。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一次生产方式的变化与发展虽然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但也带来了人类的悲剧。因此,要想让人类分享历史发展带来的物质进步而不重演历史的悲剧,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虽然今天这种伟大的社会革命还不具备条件,但共产党人可以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这种可怕的异教神怪”不像过去那样狰狞,使得人类看到不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喝下甜美的酒浆”的希望。

 

6结 论

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中最简单的表象,在一些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它只是简单指涉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事实。通过这种简单的指涉,维护国际稳定与秩序只能是维持世界既存的运行状态,它不涉及这一状态下世界政治经济的本体,世界秩序只有简单的国际稳定状态。这种简单化的理论忽视了世界秩序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时代特征。   

 

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生产方式的分析,解释了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无政府状态下各个历史时期的世界秩序的本质和合法性基础,解释了世界和平与冲突的根源,使世界秩序具有了历史的具体特征,区分出不同时代世界秩序的本质差别。   

 

近代以来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具体的资本主义方式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时代造就了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它以自由主义国家、自由市场(包括金本位和自由贸易)、均势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实质内容。   

 

民族资本的垄断阶段造就了所谓“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以调和生产关系为基础,通过多边的国际协调来缓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国内和国际危机。其特点是:福利国家、国家干预与协调下的市场、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国际协调、作为“最后执法者”的美国拥有的军事实力和它领导的军事同盟以及与此相应的妥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经济全球化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导致了资本的跨国联系与集中,自由的跨国资本以其强势地位再次重塑了生产关系,不再受制于安抚工人阶级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促使世界秩序向着新自由主义转化。它的特征是: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国家转化,国家干预的市场向全球统一的自由市场转化,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成为维持世界秩序的警察力量,以强调自由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替代了“妥协的自由主义”而风行世界。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趋势下,只有坚持和践行开放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为世界秩序的进步性发展提供实践经验(注释略)


小编:lt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7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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