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丨地理书写与国家认同:清末地理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

西南边疆2022-01-11 13:43:32
摘要

清末地理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成为知识分子借以建立国家认同的工具。清末由国人编著、出版的地理教科书,通过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近代西力东侵背景下中国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三方面内容的叙述,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学生的国家认同进行塑造。清末的“史学革命”在时间维度上重塑了中国形象,而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地理教科书则在空间维度上建立起个人对国家的认同。

关键词:清末;地理教科书;民族主义;认同


有论者曾指出,中国文化史上两次重大的思想突破,都与其时地理知识的扩充密切相关[1]。的确,春秋战国时代地理视域的拓宽直接导致“天下”观念的形成,而晚清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则带来了由“天下”到“万国”世界观的重建。中国从“天下共主”的巅峰跌落,成为列强宰割的猎物。巨大的心理落差,促使国人寻找新的知识,重新认识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中国。西方地理学便是他们所借助的重要思想资源。最初,基于了解世界、尤其是侵略国国情的需要,《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一批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先后问世。 与此同时,大量最新西方地理学著作经由传教士和先进国人的译介传入中国。这些作品在扩充国人地理知识的同时,也将系统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科体系移植到中国,促使传统舆地学向近代地理学转型。学科转型的一大标志,就是借清末新学制颁布之机,一批国人编著的地理学教科书在20世纪初纷纷问世,其作者中不乏屠寄、张相文、陈独秀、刘师培等名家。虽然有些著作仍有模仿日本教科书的痕迹,但其内容所体现的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与叙述方式则十分明显[2]。根据《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一书所收书目统计,清末出版的地理教科书总共有71种,其中由国人编著的有62种。若加上中外地图、乡土地理及地质学、矿物学等相关教材,其数量更大[3]。这类文本是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的一个有趣面向。

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曾将之归纳为四类,即现代主义、原生主义、永存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4]。近几十年来,认为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被建构、被发明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即现代主义范式是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就中国而言,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既是传统族类、华夷观念的继承与延续,同时又是知识精英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刺激下进行建构的产物。罗志田指出:“虽然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早已凝固而无需强化,但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认同感恐怕更多是像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潜藏在心中,远未达到‘活跃而自觉’的程度。”[5]此说洵为的论。晚清以降,知识精英借助多种民族符号的建构,试图激活国人潜藏于心中的民族情感,引导国人形成以国家、国民精神为主要特征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近二十年来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经历了由经典思想史研究向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认同研究的范式转移。历史、种族、国旗国歌等民族符号,成为当代学界的研究重点,新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对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地理因素,国内学界尚少注意。

相较而言,西方学界对地理知识与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认同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关注。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者,、安德森、胡安•诺格,都将地理视为近代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影响因子[6]。1994年出版的论文集Geography and National I- dentity收录的23篇论文,研究时段跨越19、20两个世纪,研究范围包罗了英、法、美、俄、中以及乌克兰、阿根廷、加泰罗尼亚、毛利人聚居区等国家和地区,广泛地探讨了地理在形成国家认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7]。这些研究成果认为,在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与传播的过程中,本民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利用地理学这一工具,将普通的地理知识转化为强化民族与国家认同的符号。反观我国,清末知识分子在运用地理知识塑造国家认同上,也有足够的自觉。他们认为地理知识能在空间上以最直观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并因其贴近现实性而加深国人的国家认同。借着新政时期清廷推行新式教育的契机,一批由国人编著的新式地理教科书应运而生。从内容来看,这些地理教科书不仅承载着教授学生地理知识的任务,同时还是向他们灌输民族主义思想和塑造国家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世界中的中国

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历史与地理教育一直是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启蒙和培育民众对于民族国家认同感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亦是史、地二学科在近代学科建设中备受重视的重要原因。胡安•诺格如此评价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历史与地理教育的重要性:“学校里的地理和历史教学,,。由此,人们才把地理学和历史学看作是传播民族主义信息的两个最合适的学科。;历史学则对民族的过去大加颂扬,当然,。[8]在笔者看来,地理教育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既能打破地方观念、直观地建立起作为“我者”的本国形象,又能全面地向受众区分作为本国的“我者”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他者”。清末新政期间颁布的“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地理教育的“要义”在于使学生“养成其爱国之心”和“破其乡曲僻陋之见”[9]两方面。地理教育包括中国与世界地理两部分, 但在讲授世界地理时也应着重“与中国有重要关系之地理”,“发明中国与列国相较之分际,养成与(应为“其”字——引者注)爱国心性志气”[10],并向学生普及“人种竞争与国家形势利害之要端”[11]。以上规定,均要求地理教科书在讲授中国国情的同时,又能使学生对整个世界有相当的认识,在“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中认清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也同样意识到这一 点。在一部世界地理教科书中,编者就世界地理知识对于认识中国的比照作用有如下申说:“凡地球表面之各部分,各方之人视之、择之,不同价值,盖各有其最重要之一部分。狭义言之,所谓乡土;广义言之,所谓国家。其余地球之各部分,不过为体认此一部分。故研究之以联络此定点之智识,此国粹主义之所以重也。”[12]当时的地理学者在教科书中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世界之中,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以申说,用以培养学生对国家 的认同感和爱国心。

欲要明白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必须先在总体上对中国的地理情况有所了解。清末出版的地理教科书,在讲授中国地理的开始,一般都会就中国的疆域、四极、区域位置等做一概述。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者张相文,在其编著的《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第一页便以要言不烦的文笔,,以及重要的分界标志和邻国:“中国之西界,踞亚洲之中枢,与英、俄两国属地相接。其地地势坟起,若覆笠然。故山水大干,皆发原于此焉。东隔东海,与日本国相望。南临南海,接法属之安南,及英属之缅甸。西南隔大山,与英属之印度分界。自西而北而东北,包中国之三面者,皆俄国之属地也。唯东北部之南境,隔鸭绿江,与朝鲜国相连。”[13]使学童在学习地理学之初,便能对中国有一个较为具体的形象认识。在更高级的地理课本中,对中国的边界则有更加详细的描述。马晋羲所编中学教材《中国地理课本》,在“国界”—节,便用详细的文字记录了自康熙年间至今的边界修约历史。文中除对俄、英、,还极力褒扬了曾纪泽、薛福成等外交官在修约谈判中为国争取权益的事迹[14]。这样的描述,,。对于大多数足迹未出过本省、甚至本县的青少年学生而言,课本中描述中国疆域的文字及配图,是他们从总体上认识这个广阔而神秘的“中国”的第一步。

清末兴起的国民教育风潮,强调于教育中灌输国民观念,启发爱国情怀。这一时期的地理教育,同样重视这一点。张相文在自述地理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时写道,对于“户口之蕃耗,物产之良否,与夫山河之美,人物之秀,制造之工,苟内国所可宝贵者,必郑重为之称说”,以引导学生产生“重爱国土之想”[15]。宣统年间曾任学部侍郎的李家驹,在推介杨文洵所编地理教科书时,也重点称赞了是书“启发学子之爱国心”的优点:“其于国势隆替、政教因革、疆土拓蹙,叙述至详,而凡与我国有关者,无(缺“不”字——引者注)拳拳致意,然则读是书者,爱国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16]类似的议论,在清末出版的地理教科书中不一而足。因此,编者常对中国优越的地理环境倍加称赞。张相文在介绍完中国的疆域后,对中国的地理情势有如下赞誉:“亚洲之中,国以十数,惟我中国,版图寥阔,民庶殷繁,雄踞其东南部,盖世界著名之大国也。”[17]曾世礼在他编著的《初等小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同样将中国置于亚洲范围内加以考察:“亚细亚洲……中凡十数国,惟中国版图最广,气候适宜,民庶尤众,为四千年来文化发达、世界著名之大国。余国或为藩属,或与互市,皆环处东北西三部而分治焉。”[18]本书此处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观点虽有尊中抑他之嫌,但 却更能激发学生的民族情感。京师大学堂所编《本国中等教科地理志》,则将中国与英、俄两国相比较,称中国的国土面积虽不如英、俄两国为大,但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与欧罗巴最大之国比较,俄罗斯之幅员,已倍大于我,而英吉利之地,又大于俄罗斯。惟俄属之西伯利(缺 “亚”字一一引者注),皆荒寒瘠土;英之殖民,则散在五洲,亦多荒瘠。若土壤膏腴,气候和暖,而又联合为广大之地域,当推我国为最矣。”[19]这些从整体上夸誉中国地理条件之优越的文字,大多出自地理课本最开始的章节,便于引导学生在接触中国地理之初就能产生对祖国的爱护之情。

在近代西方社会思潮影响下,西方地理学在发展中深受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影响,环境决定论、种族主义等理论在地理学科内大行其道。地理学也成了为西方殖民主义辩护的工具[20]。清末刚刚萌生的中国近代地理学不免受其影响,在教科书中有许多与欧洲中心观相似的议论。这些内容,用今天的眼光看,是非科学的、甚至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但在清末这一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们却成为塑造国家形象、唤起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例如京师大学堂所编《舆地讲义》,便采纳了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将人类从文明到野蛮分为四个等级:

甲,文明国民。上下一心,有协同振作之气。宪法完备,法律修明,学术茂美,教育普及。尊道德,博知识,重卫生。衣工商业,既勤且巧。生命财产,皆得保护。国富兵强,文化日进。方今世界,最得幸福之民也。

乙,半开明之民。虽无宪法,尚有法律制度、文学技艺。其民重衣,即工商之业,亦颇发达。城郭宫室具备,衣食器用充足。然教育未能普及,社会组织不完,处此竞争世界,未有能独立自主者也。

丙,未开明之部民。建大部落,拥戴酋长,以游牧为生业,逐水草移徙,列幕而居。略有文字条教号令,以便期会,而无一定之疆土。亦有土著田作,知耕而不知耘。安于固陋,不思进化。今内外蒙古,及阿剌比亚是也。

丁,野蛮之民。同类涣散,无大君长,无文字,无法律,以畋渔为衣食,晦盲否塞,蠢蠢如鹿豕(以上寒带之民)。或崇拜禽兽以为神,毁伤肌体以为饰,食昆虫与草木之食而不知耕作(以上热带之民)。凡此之人,文明国民以威力驭之,如狼将羊耳[21]。

陈独秀在青年时编著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一书中,也有类似的划分:“人种高下,分为三等。第一曰文明,德慧术智,日发达而有进步者。第二曰半文明,文字义理,稍别于野人,然物理不明,惑于鬼神,笃于守旧,不知变法求新焉。第三曰野蛮,人各一心,不公不群,渔猎为生,罔知耕种,文字义理无闻焉。”[22]于是,地理教科书勾勒出一套等级森严的世界秩序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必须以西方社会作为“文明”的标准,努力向第一等级进化;否则,文明国家便有权利役使不文明国家。中国地理学者接受这套观念,自然不是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辩护。他们所看重的,是这种文明观念能帮助学生认清祖国所处的位置。身处“半开明”、“未开明”等级的中国,时刻有被“文明国家”欺凌的危险。危机感因这一现实而萌生,而国家认同也因危机感而得到增强。

人种与环境,同样成为地理课本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与近代许多学说类似,清末地理课本中的人种论,发源于欧洲,而转译自日本[23]。19世纪欧洲的种族主义,试图用当时所谓“科学”的遗传学说,解释欧洲白人相对其他人种的优越性,从而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活动辩护[24]。而清末地理教育中的人种论,则将黄种人与白种人并称为世界唯二的优越人种,其目的在于唤起国民的自信心。“今之地球之上,与白人并立而竞争者,惟黄种而已。[25]“世界人口,总计约十五万万人,因其灵蠢之不同,而有息耗之互异。其智者如黄、白种人,所奉儒、佛、耶、回之教,崇礼义,修格律,而跻于明强。其愚者如红、黑、棕色人,崇拜日月水火、禽兽树木,任虚无,务劫掠,而即于衰苶。”[26]这是清末地理教科书中关于世界人种知识的基本论点。为强化这一论点,教科书的作者们还经常将19世纪流行于欧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搬入课本。例如,京师大学堂所编《舆地讲义》便极力夸大气候带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将寒带、热带描述为不利人类智慧发展之处,将温带地区视为文明国家的发源地:“居热带者色黑,其获衣食易,故其人性耽安逸,且因终岁酷暑,志气自然昏惰。居寒带者色白,其资生难,恒终身拮据于衣食,不暇旁及,故性多愚鲁。其最适人类蕃息发达之处,其惟气候中和,而动植物均足供衣食之资之温带乎。方今世界,文明开化之国,大半属于此带,有由然矣。其色或黄或白。”[27]张相文也认为“各种族之盛衰兴废,常视其分布地之气候、物产以为进退”。寒带、热带居民“为天然力所束缚”,因而“长为野蛮”;亚热带物 产丰盈,居民“常为开化之先导”;亚寒带物产稀少,故“人尚武健”,长于军事;温带人民凭借本地先天的自然优势,创建了“今世富强文明诸国”[28]。类似的内容,在当时的地理教科书中颇为常见。课本中的这些论述,足以引发学生对于地处温带、黄种人居多的中国的未来前途充满信心。

如上所述,清末的地理教育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世界舞台之上,将中国自然、人文地理的最主要特征加以描述,在中外比较中塑造中国形象,借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与国家认同感。除此之外,,通过这正反两方面的内容,激发学生的民族主义情感。

由“家产”到“国产”:中国自然资源的描述

清季国民观念兴起,被知识分子视为挽救危局的利器。梁启超东渡日本后,,对国民观念加以全面阐释,成为国民思想流行于清季的重要推手。梁启超接受了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将“国家”的塑造视为使国人从“臣民”进化到“国民”的关键。他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中,就“公”与“私’、“国”与“家”两组概念展开论述,分析我国国民思想不兴的根源:“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在对此进行批判的同时,梁启超揭橥出现代的“国民”概念:“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29]国既不是“一家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产”,则这些“公产”必须要公之于众,为国民所知,方能名符其实。清末的地理教育,在向国人普及国家“公产”知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介绍日本地理学书目时便指出,相较西方与日本,中国传统教育对地理一门极不重视,导致“词馆之英不知中国省会郡邑之东西,疆土之吏不知全地外国之名号”。地理知识的缺乏,,国权损失巨大。,指责当时的官员士绅如同不擅管理家产的膏粱子弟:“譬由旧家遗产甚多,子弟甚愚,至不能按其图契,其为人盗卖欺占也固宜。推原其由,皆学校仅课举业不讲地理之故。童子不习,士人不讲,则公卿大臣皆由此出,宜其闻名罔然,窥图 索然也。”[30]

在近代中国地理教科书中,类似这种将“国产”与“家产”两概念并立,以此唤起学生对国家自然资源的关注和保护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一本由清末史学家屠寄编纂、曾再版十数次的中国地理教科书中,作者将国家比喻成“巨室”,国民如同不知屋内“井灶厕溷之所在”的“主人”。社会大众对国家物产知识的茫然,可见于斯。他还指斥古代科举和崇尚考据的学风将教育引入歧途,使得本国地理知识不能传播于社会:“夙昔治科举之士什九不措意于此,一二博学者则又沾沾考古,而于现在之形势略不讲求,鸣呼慎矣!”[31]在另一本地理教材中,作者亦称“人民之于其国,犹子弟之于其家也。”如同家人不知自家财产的位置就不能保卫家产一样,在“交通滞纪载,调查疏且略,生同国而秦越不相知”这样地理知识缺乏的情况下,能够保家卫国的国民也寥寥无几[32]。

因此,详细描述中国之“国产”,使国民从小即知“公产业之可宝”[33],便成为地理教科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随着清末实业教育思潮的兴起,兴办实业以实现国家富强,成为举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和志于向大众普及的理念。发展实业必需有资源支撑,在地理教科书中介绍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知识,遂成为清末地理学者的关注重点。

中国物产之丰饶,在地理教科书中被反复陈说。《新体中国地理》一书,从植物、动物、矿产三方面概述中国的物产:“本国地味腴沃,天产之富,为东半球最。动植各物,既能遂其长养之机。而矿产尤为无尽之宝藏。”[34]对于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作者尤为关注,称“黄河流域有无量无尽之石炭田,若采掘得宜,可供全世界工航业千余年之用。……石炭矿则我国本部随处皆是,为我国一大富源,而各国所争思染指者。直隶开平所产,尤为全球第一。江西萍乡次之。”[35]上海作新社所编 《世界地理》教科书,也对以煤炭、铁矿为代表的矿产资源详加描述:“中国矿源不可限量,以富于石炭及铁矿著名。炭田面积越数万里,跨于直隶、山东、山西、福建、四川、湖南、云南、奉天诸省者。就中以山东、山西、四川、湖南为最。目下所采掘者,开平内邱(北京之南方)等炭坑是也。……铁矿非常富裕,至全国出产之地,则以山东、直隶、湖南为最。”[36]屠寄在总括介绍了中国丰富的物产后,也特别详述了煤、铁资源的丰富:“我国矿源,不可限量,而煤铁尤多。煤田之面积,约越数万方里,跨于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诸省。泰西矿学家尝考查山西一省之石炭,足供地球各国五千年至用云。”[37]

清末的地理学者何以对中国的煤炭与铁矿资源再三致意?臧励和认为,当今时代,煤、铁资源“允为军事上、实业上不可少之物”。我国虽资源丰富,却未能致力于采掘,故而“不能与世界争衡”。[38]这一见解颇能代表当时地理学界对于文明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关系的认识。源起于西欧的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确与对煤、铁等矿物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由此带来生产力的飞跃,以及近代世界格局的形成。而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也与未能赶上以煤、铁的利用为显著标志的两次工业革命有莫大的关系。在陈文哲编译的矿物学教科书中,作者就煤炭和铁矿对于国家富强、文明的作用有如下申说:“今日世界文明,其关系在汽车汽船及各种工业之发达,不待智者而知也。然无煤炭,不足以供汽车汽船及各种工业之用。则谓今日世界文明,其大部分皆受煤炭之赐可也。故其产出额之多少,与国家之富强实有至亲至密之关系。“铁在诸金属中,为吾人生活上最不可缺之物也。世界中若无金银,犹可以他金属代用之。无铁则以何为刃物,以何为鼎釜,以何为诸种器械。故铁之在今日,实与煤炭同助人类文明之进步,呼现今为铁器时代者,良有以也。”[39]煤炭、铁矿等自然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因而更是“吾国民今日命脉所在”[40]。对于学生而言,亦应对这些国之“命脉”有充分的认识。

除矿产资源外,我国丰富的水资源也引起了清末地理学者的瞩目。他们重点向学生普及的是中国的水资源在航运方面的重大价值。交通不便,被认为是当时我国农工商业落后的一大缘由[41]。清末的水路运输,较之欧美及日本,有着很大差距。但由于我国拥有为数众多的河流、湖泊,以及广袤的海岸线,发展航运的潜力非常巨大。长江对于我国发展内河航运的重要价值,尤为时人所重。马晋羲在他编著的地理教材中,将长江与尼罗河、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三条世界著名大河流进行比较,认为长江在内河航运方面的优势极为明显:“各国竞争,皆汲汲于交通之便利。扬子江纵横八省,脉络贯通,本流之长,九千余里,三分之二,可行轮船。其支流适于行轮之处,亦三千余里。计其水量,全球数大河,莫敌其 宏富。非洲之尼罗河,不足与并。南美之阿马森河,水量甚富,而流域之土壤,亦远不及长江。北美之密斯悉必河,全球第一巨流也,合其支流计之,其能行轮之水,不过五六千里。”然而与矿产的情况类似,也存在着本国利权流失的危机[42]。有的地理课本,将中国在世界交通上的位置与西欧相比,认为中国不仅“河流水利”、“沿海多良港”,足以与西欧媲美,更拥有“扬子江水利之便”,为欧洲所不及[43]。

在清末地理学者的叙述中,煤炭、铁矿、水源,这些自然存在的资源,成为了将中国区别于世界的特殊符号。储量惊人的煤铁、航运潜力巨大的长江,在学堂的教授中,自然而然地成为形容中国“地大物博”的最佳注脚,也是诱发学生爱国情感的催化剂。同时,认识到煤铁和内河运输在近代工业和交通领域的重要作用,中国所独有、并被外国垂涎的自然资源,被赋予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即发达实业、富强国家并追赶西方列强的关键资本。普通的地理知识,在此转化为民族主义的象征。

国耻教育与国家认同的强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受外患威胁日甚一日,国权不断被蚕食。中国的国际地位由“天朝上国”一落千丈,尤以甲午一战被日本击败为最大刺激。由此带给国人强烈的耻辱感,但同时也唤起了他们奋发雪耻的决心。而不知耻何以雪耻,因此普及国耻教育,就成为清末知识界启蒙民众、唤起爱国情感和国家意识的重要手段。以梁启超为例,他在甲午后,支持当时成立的知耻学会,号召国人“知耻”、“自诵其耻”[44],并通过《清议报》等报刊“厉国耻”使国民能“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之政策”,悟得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公例”[45]。有论者指出,近代中国未曾直接经历殖民统治,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能力“动员现时的和历史的资源以创造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认同”[46]。清末的地理教育, 在空间上塑造中国形象的同时,也通过教科书中的国耻叙述,即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侵略与屈辱,成功地将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相结合。在进行国耻教育的同时,教科书编者还努力引导学生思考中国遭受屈辱的原因和改 变之道[47]。

,最明显的表现,。对此,。对于列强打着租借的名义抢占中国港口的事实,臧励和一针见血地指斥:“租地之内,我国治权,殆不能及。虽美其名曰租,而实则与属地相去几希耳。”[48]张相文亦不无痛心地宣称:“英法俄德,据我要港,饰言租借,实同侵割。大陆之陵替,于兹为已极。谁非地主,忍此蒙羞。”[49]在论及沿海省份时,,如福建省:“东南海中有台湾岛,本为一形胜,甲午之役,割隶日本,非我所有矣。”广东省“九龙与香港为表里,英国租之,广州湾在雷州半岛之东,法国租之,均南海之良港也。”盛京省:“沿岸有旅顺口、大连湾,形势险要,为海军第一良港。前为俄人租地,俄败,转租与日本。”对于英、俄等国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窥伺,书中也有说明:“俄人失败于东方,改而图我之西北,则此省(新疆)适当其要冲矣。“近则英人与我订立藏约,而交涉日繁矣。”[50]刘师培编纂的《中国地理教科书》,也对清末海港的丢失深感惋惜:“惟威海卫租于英,胶州湾租于德,深可慨也。”“若夫澳门借与葡人,香港、九龙租与英人,广州湾租于法人,皆广东之险要也。”[51]这些地理课本,多配有地图,在教育学生认知国家疆域的同时,结合中国近百年历史,,并在同仇敌忾中深化国家认同感。

,,还体现在外交、交通、矿业等各方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将领事裁判权写入书中,并表达了对不平等外交的愤恨:“外国与我有约者,凡十七国。互简公使,驻扎京师,敦辑睦谊。又择通商要埠,分驻领事,约束己民,觇察利害。然外国人民之居我国者,不为我国法律所辖,由其国领事自治。吾国人民寓于外国者,则皆归所驻国有司管辖,我邦虽有公使、领事,不得过问。是诸国以文明降等之国视我,而不以平等相待也。国之耻欤,吾民之羞也。”[52]而位于京师的使馆区,更是享有无限特权的“国中之国”:“界内之地,由各使馆自行防守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居住。”[53]航运与铁路,也成为列强角力的场所:“我国地大物博,设立招商局以来三十余年,而航路不出本国海港一步。而扬子江内地,并准各国 兵船商舶通行,利权尽失,可叹也。”[54]“中国铁路之兴,阻挠者众。自芦汉之议成,各国竞请承办,以揽我权利。阻挠者又不敢置喙,亦不知设法以维持之。”[55]还有课本将列强对我国路权与矿权的攫取一起讨论,对利权丧失影响我国产业发展、国家富强甚为担忧:“我国矿产之富,为世界所艳羡,悍者倡言瓜分,黠者暗中邀索,皆为此也。今外人争揽我利权,铁路矿产,二者必相提并论,噫 异矣!地不爱宝,我自弃之,人乃取之,夫复谁怨。特恐数十年后,外人在我地者,尽为资本家,我国人日贫日弱,将相率而为之劳工,甚且不得,并为之牛马也。可不惧哉,可不畏哉。”[56]中国所受侵略程度之深、范围之广,。通过国耻教育,教育者试图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振兴国家的责任。正如张相文所言:“作者 不尽丧亡之痛,读者俱有恢复之则。感愤往事,努力方来,是在吾党。”[57]

既然如教科书中所讲,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自然条件优越的大国,那么为何近半个世纪以来会遭受如此多的国耻呢?在解答这一矛盾时,清末的地理教科书虽然对于列强的侵略行为大加斥责,但更多反求诸己,分析本国内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一思路,明显受清末立宪思潮影响。地理学者杨文洵称,“我国开化最早,建国最先……人口有四亿二千万,面积有四百三十万方哩,地形险要,气候适宜,河流交错,物产丰饶,皆为各国所不及”,地理条件不可谓不优越,却因“政体尚属专制, 达,而爱国保种之观念无自发生”,而政府又“昧于时势,不欲锐意改革”,以致“与世界交通以来,利权外溢,。莽莽神州,几有朝不保夕之势。。屠寄亦认为,中国之所以“虽负独立帝国之名,动辄为外国所掣肘”,是因为“教育之衰颓、政法之未善”,应该效仿日本“立宪法,更新国政,普教国民”,以此摆脱困境[59]。更有教材在介绍各国政体时,列举沿用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指出这些国家已落后于时代,难以自立,以此唤起国民危机意识,鼓吹政体改革:“方今欧罗巴洲大国,惟俄罗斯、突厥二国,尚沿用此政体。亚细亚洲,则自古以来皆用之。然中国而外,若安南,若缅甸,若柬埔寨,已次第灭亡。暹罗、朝鲜,仅免于亡,不足自立矣。” [60]可见在清末地理学者看来,、洗雪国耻的灵丹妙药,也是他们在国耻教育中试图向学生传授的信念。

结语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通过研究英、法、俄、德、美五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认为传统认同的危机是导致现代认同产生的必要条件[61]。清末的情况亦如此。外部侵略导致中国内部社会失范,经典与历史所带给士大夫的认同感出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社会一致的认同,成为当时知识分子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从时间维度上,梁启超等人发起新史学运动,将中国历史书写的重心由记述朝代兴衰转移到民族国家历史的建构。从空间维度上,,从而确立国民对“中国”这一地理实体的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地理知识发挥了重要功用。借助新式教育的普及,灌注着民族主义话语的地理教科书在社会上推广开来;与此同时,、、人种、资源等一连串与地理学相关的概念输入到学生的头脑中,由此树立起对作为国家的“中国”的认同感。清末新政时期的地理教育,不仅肩负着传播科学知识的使命,还成为知识分子构建中国形象、塑造国家认同的工具。


按:作者何思源,男,山东东营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载《安徽史学》2016年第2期,第6370页。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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