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刚:故事:唐人好色

书城杂志2021-02-22 07:16:46

“必也乎正名”。这个“色”指颜色、色彩,与女色、色情毫不关联。

对于工艺美术,颜色的意义非比寻常。有句业内的行话,叫“远看颜色近看花”。意思是,工艺美术品的花纹只能近赏,颜色还可以远观。但是,颜色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作品未必都有花纹,却一定有颜色。这样,又能引出一个道理,对于作品效果、对于人们的欣赏,颜色、色彩的功用大大高出花纹。

中国的历史上,唐人对色彩的迷恋空前绝后。工艺美术品时时处处与人相伴,应用于生活,凝聚着观念,因此,在器用中、服饰里,这种迷恋的表现也尤其强烈。

由于烧造的进步,唐人的日用器皿已经主要为价廉物美的陶瓷。以前,陶瓷的表面一般仅仅施加青、黑以及白的单色釉,绝少异色。入唐,风云一变,许多窑场都在烧造彩色效果的器物。比如在北方,有深色地上展现浅色花斑的花瓷,有器表兼具黄褐两色条纹的绞胎瓷、白地蓝花的青花瓷;在南方,有青色下绘画褐色以至多色图案的彩绘瓷。



三彩双龙柄瓶(盛唐)


当年,最尊贵的瓷器是越窑用来上贡的秘色瓷。越窑器物通常仅施青釉,秘色瓷器不然,不仅常常以金银片包镶碗盘口沿、用彩料在器表绘画图案、把金箔粘贴在刻花上,还会施加金银平脱的装饰。金银平脱本是漆器的装饰手法,要先在装饰面上髹涂大漆,再粘贴剪刻好的金银纹片,然后再髹漆、打磨,令装饰与器表平齐。以金银平脱装饰瓷器,史籍失载,如今仅知唐代的遗物,若非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那只碗,这种华丽的装饰能出现在瓷器上,简直难以设想。

由于当代仿制品的风靡,唐代陶瓷里,今世声名最大的无出三彩。当年的三彩是殉葬的明器,如今却被堂而皇之地陈设于室内。这种视居室如墓室的做法,若唐人地下有知,必定嗤笑。说起唐三彩的高明,在于造型、在于彩釉,若讲唐三彩的特殊,就仅剩彩釉了。它初现于高宗时代,烧造在许多窑场,到玄宗开元年间,臻于极盛,最精彩的器物收获于长安、洛阳一带的显贵墓葬。这种低温的铅釉陶器虽然也会附加模印、堆贴、刻画、绘画的种种装饰,但最要强调的是釉色浸润流动,效果的淋漓酣畅。三彩虽是明器,但那些俑、马、骆驼,那些杯、碗、胡瓶,再现的却是环绕墓主人生前的彩色世界,展现了他们对身后多彩生活的向往。

在当年上层社会的饮食器具里,金银器是重要的品类。以前,中国的金银器皿并不发达,入唐,才大批出现,并且迅速登上了中国金银艺术的巅峰。唐以来,对器具、带饰、马具的材质有等级的限制,玉最高,金次之,银又次之。由于等级越高,人群越小,兼以黄金纯度越高,材质越软,制成器皿,易于碰扁,因此,金银器皿之中,永远是银器多、金器少。为追求富丽的效果,唐代的银器常常鎏金。鎏金的做法有两种,一个是通体鎏金,时称“金涂”或“金镀”,一个是在主要的装饰部位鎏金,做成“金花银器”。前者虽用金较多,但制作简便,后者虽用金较少,但制作繁难。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效果大不相同,前者固然金光灿灿,但毕竟仅只一色,尚显单调,后者却金银交辉,华丽异常。显然出于对彩色的爱恋,唐代金花银器远远多于通体鎏金者。



金筐宝钿真珠装金宝函(晚唐)


为了追逐金银器的彩色效果,唐人常常镶嵌珠宝。如临潼庆山寺地宫(741)里鎏金的铜棺和银椁、扶风法门寺地宫(874)里的“金筐宝钿真珠装金宝函”。它们都用来供奉舍利,前者镶嵌宝石、美玉、玛瑙、水晶、珍珠,还配有焊贴的种种鎏金花纹,后者则在器表以焊接金丝做花纹的边缘,其内镶嵌红绿宝石、珍珠等等,宝气珠光,十分华贵。糜费最多的礼佛器具出现在八世纪初,中宗朝,安乐公主骄奢淫逸,还一心想当皇太女,她为佛寺献过百宝香炉,香炉高三尺,炉身以真珠、玛瑙、琥珀、玻、珊瑚、璃、砗磲、琬琰等种种珍宝镶嵌出奇花瑞草、珍禽异兽、诸天妓乐。唐人说,为打造它,“府库之物,尽于是矣”。当年,镶嵌珠宝的金器不仅用于礼佛,还用于现实的享乐,如西安何家村窖藏的金筐宝钿金杯。

在法门寺地宫里,还得到了两只金花银笼,一只是镂空的,另一只是以贵金属丝编结的,时称“结条”(分明是丝,却称为“条”,唐代金银细工水平之高,由此可以想见)。专家多以为它们与茶事有关,是烘焙茶或盛放茶饼的器具。不过,诗圣杜甫早有“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的诗句,中唐名臣令狐楚仍在向皇帝进奉金花银樱桃笼,因此,它们最有可能还用于采摘、提携、盛贮樱桃。令狐楚还特地强调了内置樱桃时,它“以其鲜红,宜此洁白”的效果。银笼之上,金花灿灿,已经华艳、美妙至极,若置放新鲜樱桃,红樱桃再连带绿枝叶,那色彩真可谓华美绝伦了。

唐代还是中国铜镜艺术的巅峰。玉成唐镜辉煌的虽有镜材的纯净、镜形的丰富、图案的新颖等种种原因,但特种装饰手法的作用至关重要(工艺美术业内,把材料高贵、制成繁难的制作称为“特种工艺美术”)。唐镜特种装饰手法之多空前绝后,有螺钿、宝装、宝钿、金背、银背、鎏金、金银平脱。它们的花纹固然精美,但无一不在炫耀色彩。其中,最朴素的是图案晶莹的螺钿。螺钿之法,本用于装饰漆器,但在唐代,则被大量施之铜镜。一般的螺钿仅在涂漆的装饰面上镶嵌蚌片,以为图案,但唐人还会加饰琥珀、玛瑙、玳瑁、青金石、绿松石之类,起码在五代晚期的吴越国,这种做法称“宝装”。宝钿的做法是以掐丝花纹的“金筐”为缘,其内镶嵌玉石之类。



金银平脱花鸟纹葵花镜(盛唐)


唐代装饰喜用贵金属,施之铜镜,制作最简便的是鎏金。铜镜鎏金不是唐人的发明,但由唐人发扬光大。金背镜、银背镜即在铜镜背面镶嵌金片、银片,按已有的知识,它们是唐人的创造。其镜背虽仅一色,但贵金属特有的呈色令它们备显华贵。银背镜里,较特殊的一种为金花银背镜,这是在主要装饰部位鎏金的做法,镜背金银交辉,色彩更加华贵。因为又多出了大漆的颜色,金银平脱镜的色彩更加丰富。金银平脱镜如今仅见唐代的作品,并且,数量不少,成了唐代特种工艺镜的代表。

一般说来,铜镜的功用不过鉴容理妆。使用中,看到的只是光亮的正面,见不到镜背的装饰。既然如此,唐人为何要为铜镜装饰殚精竭虑呢?这与当年的特殊用途必有联系。唐人常以铜镜装饰建筑,典型是宫殿和寺院。史称,宝历元年(825),敬宗为清思院新殿等装饰,耗费铜镜三千片(或作“镜铜三千余斤”)、金银薄十万番。古人的记录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在西安的清思殿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铜镜残片和鎏金铜饰残片。如果说,宫殿张挂铜镜仅为装饰,那么在寺院,还是信徒的供养。开成五年(840),在五台山大华严寺的菩萨堂院,日本求法僧圆仁就看到了“宝装之镜,大小不知其数”。铜镜如何张挂于建筑?仅凭圆仁的日记,就能够准确判断:它们是镜背朝外,挂在墙上的。因为,东洋的和尚是来朝山观礼的,绝不会有走到墙边,翻转铜镜,以验看装饰的唐突。

大唐富足,造作常常取用高档材料,如象牙、如美玉、如名木。高档材料的质地必定极其美妙,在其他时代,为彰显材质之美,常常不在其表面施加遮蔽性装饰。唐代不然,对华美彩色的渴求时时压倒了对美妙质地的向往,为展现彩色,必定附加装饰。唐代,几乎所有特种制作都表现出色彩繁丽的爱恋,甚至,材料越高级,爱恋就越执著。象牙质地细润优雅,但唐代的象牙器常常染色刻花,做法即所谓拨镂,这样的作品有尺、有带饰、有围棋子、有官告轴。象牙尺不仅有单纯刻花的,有拨镂的,还有金镂的、银寸的。金镂应该就是在刻纹里填金,银寸大约是每隔一寸,嵌或包一寸银箔。当年的宫廷华美器物往往出自少府监中尚署,每年二月初二,中尚署都要大量进镂牙尺。这些尺一部分留在宫廷自用,但更多的要赏赐大臣。赐尺的意图并不在为他们添加美丽的物件,而是要取其象征的意义,要借此勉励臣僚明察精鉴、行合规矩等等。警示臣僚的器物居然也色彩炳焕,唐人好色真是无以复加了。



拨镂象牙尺两种(盛唐)


美玉历来备受推崇,其材质之美发人遐想,引人赞叹,但在出土的唐代玉器中,有嵌金的、有金装的,还有宝钿的,都是把彩色装饰施之于优雅的白玉。今见制作最精美、色彩最灿烂的是长安窦墓(627)玉带,它共十五块,除带扣外,带饰皆以镂空的羊脂玉做框缘,玉下衬金板,又有铜板托垫,金板上,以金筐之法镶嵌彩色玻璃和珍珠为团花,团花中央还加嵌宝石。制作精巧,珠光宝气,五彩缤纷,富丽至极。大唐有起梁宝钿玉带,是三品以上武官和仪卫官公服的组成部分,窦便是这等人物。杜甫有“百宝装腰带”之句,吟咏的应当就是这类带饰。按唐人小说的描述折算,一副玉带的价格相当于长安城里十五所中等宅院。这样的说法曾不免令人起疑,不过,见到窦墓玉带,便有了信任:“黄金有价,美玉无价”且不说,玉带还嵌了那许多珠宝!



起梁宝钿玉带局部


紫檀木色沉稳,纹理优美,手感极佳。明清家具采用甚多,通常的做法是任其裸露,以尽显其美,但唐代两样,常常再附加绚丽的彩色装饰。最著名的是螺钿五弦琵琶和木画棋局,它们珍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北仓,相信是公元七五六年以前日本圣武天皇的宝物。琵琶的正面不仅有朵朵团花,捍拨(运指弹拨之处)以玳瑁为地,螺钿弹琵琶的骑驼人物等。背面则满饰花鸟,花心、叶心饰以红绿彩色和泥金描绘,并以琥珀、玳瑁覆盖,在深浅不同的透明中,显示纹彩的华美,极其妍丽工巧。还该附带一说的是,唐代的琵琶有四弦的、五弦的两类,四弦的传自波斯,五弦的源出印度,正仓院琵琶,实物是五弦的,但捍拨装饰中所见的琵琶却是四弦的。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盛唐)


木画是在紫檀等硬木地上,拼嵌染色或不染色的象牙、鹿角、黄杨木等为图案。每逢二月二日,少府监中尚署都要进镂牙尺和木画紫檀尺。木画紫檀尺现在大约见不到了。不过,在正仓院,木画的乐器和双陆局、围棋局、琵琶等仍有完好的保存。木画棋局的盘面以象牙嵌线,纵横各十九道,其交汇点有用象牙和黄杨木拼嵌的小五瓣花十七个。盘侧四面各界四格,格内有以染色象牙等拼嵌的鸟兽、人物、花卉,图案虽然纤小,但形象准确,布局疏朗,效果明快,色彩丰富。



木画紫檀棋局


丝绸最大的用途是制为服装,服装要穿给别人看,因此,其面料最具展示性,永远是时尚的代表。中国古代的高级服装基本以丝绸制成,唐代丝绸的用色也最富典型意义。唐代丝绸色彩的鲜丽华美前所未见,单色织物可以极其娇柔俏艳,锦则富丽炳焕,一锦具四五色者触目即是,有些则六七色,最多的可达十余色。唐锦上,有浓重的绛紫、土黄、墨绿和藏青,也有娇艳的粉红、杏黄、翠绿和天蓝。固然也会采用色彩由浅渐深的退晕手法,但通常并不注重色彩搭配的和谐自然,往往要使花纹和地色形成强烈的颜色对比,洋溢着欢快,展现出奔放,配色柔和恬静的实在不多。白色常常用来勾勒纹边,也会成为地色,它令锦面鲜亮,使图案明快。唐锦使用红色尤多,当时,衣红锦的不仅是女性,还有男子。晚唐的郑愚以才华与狂放共享时誉,他衣锦半臂、锦袄谒前辈,接着,又换上红锦衣,令满堂惊诧莫测。“锦衣夜行”的成语总联系着寂寥落寞,但唐人哪管这些,乐意亲历亲为,大反其道。诗仙李白风华绝代,“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



红罗地蹙金绣折枝花纹袈裟(晚唐)


丝绸里,最典型的是,它强调的只是色彩的繁丽与华美,其上排列着多种彩色的条纹,虽然也会再织出细巧的花纹,但那只是彩色的点缀。对色彩,唐人不仅追求繁富、绚丽,还喜爱热烈和明艳,因此,他们称颂锦,说“章彩奇丽”,说“千花开瑞锦”,说“烂若朝霞之初起,灿如春花之竞发”。夹缬、蜡缬等印花丝绸每每诸彩彰施。若裁做衣裳,夹缬应为女服,可竟有男子衣夹缬谒长官,似这样炫耀彩色图案的情况,在唐,时时有之,在其他朝代,绝不多见。刺绣则在彩线之外,又蹙金、蹙银,甚至缀珍珠、络瑟瑟,以色彩的丰富烘托图案的华美。

中国是个等级社会,对人的服饰器用有严格的限定。关于服装面料的颜色,从天子到庶民,唐政府早立下赤黄、紫、绯(红)、绿、青、黄的等第,人们只能服用本品级与其以下颜色的面料。高贵的颜色未必真正好看,但因为倾慕权势心理的普遍存在,服色若被加上了等级的含义,就可以炫耀,就一定好看。

唐人特喜张扬,对绫锦的色彩十分看重,许多人只要好看,似乎并不在意服色制度。城里有稽查,城外少管理。高宗时代,男子已愿内着贵色短袄穿行街市,到了郊野,便剥下符合本等级服色的在外袍衫,炫耀短袄的贵色。武将出征、文臣出使,朝廷常要借给高出品级的贵色服装,以壮行色。结果,武将临阵,得到了朝廷赏借的绯、紫战衣,他们却又裁制常服式样的绯、紫长袍,还纷纷仿效。文臣入番,有敕借的绯、紫长袍,归来就该奉还朝廷,可他们却敢日常穿着,四下招摇。军人跋扈,违制乖仪原在意中,可文臣竟也不安于本品服色,荒唐至此,无怪年轻气盛的玄宗皇帝勃然大怒,严令纠治。此风之下,就连和尚也不再本分,他们也迷恋上了高贵的紫色。妇女历来性喜装扮,自然更加不甘寂寞,至少在九世纪,她们甚至能令外衣的色彩匹配“尤剧怪艳”。阿斯塔那在吐鲁番城郊,那里有高昌国都和唐代西州的公共墓地,先后出土了不少用为屏风面的唐代绢画,画上仕女的服饰配色已经华艳非常,但那些还是盛唐遗物,早过元稹描述“尤剧怪艳”的时代不止百年,元稹时代妇女的衣着配色应当更加怪艳。到底有多么怪艳?可惜,眼下还拿不出物证。



绢面舞女图屏风局部,盛唐


唐人对彩色的爱恋始终如一,甚至还在发展。仍以丝绸作证。花纹以包金线织出的丝绸古称“金锦”,富丽华美。玄宗时代,金锦还贵重无比,内库只有金锦袍两领,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浴衣,再到文宗时代,却已经富家豪门“往往而有”了。郑谷诗说:“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纹彩入时难。红迷天子帆边日,紫夺星郎帐外兰。”这无疑是对晚唐织锦的慨叹。

对于唐人好色,可以引申出三个认识:

一、好色之风由统治集团引领。在上面例举的作品里,贞观元年(627)的窦墓宝钿玉带时代最早,它是进入大唐舆服制度的起梁宝钿玉带,必为官府的制作。时代较早的还有唐三彩,按现有的知识,唐三彩中,制作最精、彩色最美的是两京大墓中的出土物,玄宗开元间最为典型,而它们应属将作监甄官署制作的明器。由官府制作时代较早可以推断,唐代工艺美术的好色风气是由统治集团引领的。

二、好色始终如一,并且还在发展。在时代上,本文所述例证自唐初一直延续到晚唐,体现了唐人对色彩鲜丽和彩色炳焕的追求前后如一。好色的发展,则有法门寺樱桃笼、中晚唐金锦数量剧增等可以作证。应当留意的是,唐代工艺美术的造型和花纹前后差异明显,这与好色的情形截然不同。

三、好色贯穿于今生与来世。本文列举的作品不仅有日用的,还有陪葬的。唐三彩外,其他明器上文未曾言及,而唐代禁约厚葬的诏令甚多,其禁约内容不仅包含了墓葬规模、陪葬品数量,还有大量色彩繁丽的特种制作,这些作品都是要在阴间陪伴墓主的,墓主要在死后也有彩色相伴。

不该讳言,关于唐人好色,还有两点不能解说:

一、工艺美术品里,丝绸是典型,色彩繁丽的丝绸,莫过于锦。但是,当年的汉族人士通常并无衣锦的习惯,锦大都用于各类装饰,这与异域和少数民族上层大量衣锦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个现象,学界未曾注意,作者也百思不解。

二、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唐代是好色的典型,尽管前代(特别在北朝和隋)对彩色的爱恋也有迹象可循,但在唐代表现得十分强烈,甚至突兀。其间必有缘由。影响来自何方?来自西方和北方的胡人?虽可猜测,但无确证。无论如何,仅只将它归结于唐代生活的富足、唐人观念的开放,恐怕太难服众。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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