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动的心在左边

译文驿站2021-02-21 07:34:03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德国作家,出生于但泽。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1999年9月30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本文选摘自: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苏童外国小说读本)


电影《铁皮鼓》海报。1959年,格拉斯出版处女作《铁皮鼓》,40年后他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左撇子


(德)君特·格拉斯 | 文

胡其鼎 | 译


埃里希盯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们两个都手执武器,并且下决心使用这种武器打伤对方。

我们的武器是上了子弹的。

我们举着在长时期的练习中证明有效的,在每次练习后随即仔细拆洗干净的手枪,冰凉的金属慢慢变暖了。时间一长,这样一把手枪就显得像是不会伤人的样子。难道不可以把它当成一支自来水钢笔,一把分量重的钥匙?你戴上黑色皮手套,伸出一只手指,不也是能把某个经不起惊吓的姑奶奶唬出一声惨叫来的吗?

我决计不敢去想,埃里希的武器可能打不响,不会伤害人,是个玩具。我也知道,埃里希一刻也不会怀疑我手里握的是把真家伙,不是开玩笑的。

此外,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前,我们把手枪拆开,擦洗,复又装上,上好子弹,打开保险机。

我们不是在白日做梦。

我们决定用埃里希周末度假的这所小房子,作为采取我们这次不可避免的行动的地点。因为这所平房离最近的火车站也不止一小时的路程,所以说相当偏僻,我们可以设想:任何一只不受欢迎的耳朵(我是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都将在离开枪声很远的地方。

王小波对格拉斯推崇备至,认为他是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我们把起居室里的东西全都搬了出去,画,大都是狩猎场面和野兽的静态画,也从墙上取了下来。子弹当然不应该打在椅子、暖色五斗橱和丰富多彩的镶框油画上。我们也不想射中镜子,或打坏瓷器。我们只想射中我们自己。

我们两个都是左撇子。

我们是在协会里认识的。要知道,这个城市里的左撇子,同所有因同类生理缺陷而苦恼的人样,也建立了一个协会。我们定期聚会,想方设法训练我们那一只、可惜是如此不灵巧的手。

有一段时间,一个好心好意的用右手的人来给我们上课。可惜他现在不再来了。协会理事会诸君批评他的教学方法,并认为,协会会员应自力更生,学会改变习惯。

于是,我们聚在一起,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把本来为我们设计的集体游戏,同熟练练习结合起来,例如用右手穿针线、倒水、开门、结扣。

我们的协会章程里有一条:定叫右手灵巧如左手,否则决不罢休。

这一条尽管动听而有力,可是纯属废活。因为那是我们永远也办不到的。而我们协会里的极端派早就要求删除这句话,代之以:我们要以自己的左手而骄傲,不为自己天生的手的抓握方法而羞愧。

王小波曾说:“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是:卡尔维诺、尤瑟纳尔、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诺,还有一位不常写小说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

这个口号肯定也是行不通的,仅仅由于它听来慷慨激昂,感情多少豪放一些,才使我们选了这样一句话。

埃里希和我——我们两个都属于极端派——完全明白,我们的羞耻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无论在父母家里,在学校里,在军队里,都未能有助于教给我们一种态度,毫不在乎地忍受这种微不足道的痼疾——所谓微不足道,只是同其他在身体上蔓延的面更广的畸形相比而言。

这种羞耻心理从童年时伸手跟人握手时就开始产生了。

这些叔叔阿姨,母亲方面的女朋友,父亲方面的男同事,这种不可忽视的、使孩子感到前途黯淡的、可怕的家庭场面。你必须同所有的人握手。“不,不是这只手,这不合规矩,这一只才合规矩。你会做对的,伸出小手来,伸出这只友好的小手,多乖,多灵巧,这是惟一正确的,伸出你的右手来!”

我16岁时,第一次接触一个姑娘。“啊呀,你可是个左撇子。”她失望地说,并把我的手从她的上衣里拽出来。

此类回忆,永不磨灭,然而,我们还是要把这句口号——它是埃里希和我草拟的——写进协会章程里去,无非是要以此提出一个肯定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境界。

君特·格拉斯说:“回忆就像剥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眼下,埃里希抿紧了嘴唇,眯缝着眼睛。我也同样。

我们脸颊上的肌肉在跳动,额头的皮肤绷得紧紧的,我们的鼻梁变细了。现在,埃里希活像一个电影演员,他的面目是我所熟悉的,我在许多惊险镜头上看到过。难道我也得设想,自己也不幸地活像这种身份不明的银幕主角吗?

我们可能全都面目狰狞,幸亏没有人在偷看我们。

如果有那么一个目击者在场,他能不以为这两个性格太过浪漫的年轻小伙子是要决斗?要么是两个强盗为争一个婆娘,要么一个背后说了另一个的坏话。一场世代为仇的两家人的决斗,一次维护名誉的械斗,一局你死我活的流血赌博。

只有仇人才这样互相盯着对方。瞧这抿紧的没有血色的嘴唇,这流露出不共戴天之仇的细鼻梁。

瞧他们恶狠狠地咬牙切齿,这两个嗜杀成性的家伙。

格拉斯不但是小说家,还是诗人、散文家、剧作家、雕塑家和画家。

我们是朋友。我们的职业虽然不同——埃里希是百货大楼的科长,我则选择了报酬优厚的精密机械师的职业,但却有绰绰有余的共同志趣,来维持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埃里希入会的时间比我早。这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衣着过于庄重,神情却是怯生生地跨进片面者的聚会地点,埃里希迎面走来,我正不知所措,他给我指点衣帽间,很巧妙地打量着我,不带任何令人讨厌的好奇心,随后用他那种腔调说:“您想必是要加人我们这一伙的。完全用不着害羞,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互相帮助。”

方才,我说到“片面者”。我们是这样正式称呼自己的。

不过,我觉得,同协会章程中大部分的条文一样,起这样一个名称,也是不成功的。这个名称并没有完全讲清楚,究竟是什么使我们结成一个团体,并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如果我们干脆自称“老左”,或者更动听一点,叫做“老左兄弟”,这种名称肯定要好得多。

您也猜得到,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放弃给自己加上这种头衔的打算。

如果把我们同那些确实令人惋惜的人们,同那些生来就缺少满足爱这惟一合乎人道的可能性的人们混为一谈,会是极不相宜的,而且是侮辱性的。

2006年,年近八旬的格拉斯出版了自传《剥洋葱》,在书中承认他曾经加入过党卫军,引起了轩然大波。

恰恰相反,我们的协会是多种色彩的,我敢说,我们会中的女士们,无论在美貌、魅力和良好举止方面,均可同某些习惯用右手的妇女媲美,不错,只要细心比较,就能得到她们都是规矩而有礼貌的印象,这曾经使某些为他那个教区信徒灵魂得救而操心的神父,在布道坛上失声惊呼道:“天哪,难道你们当真都是左撇子!”

这个恼人的协会名称。

甚至于我们的第一主席,一个家长制作风有  点过分的,而且很遗憾,又是市政府,即土地局一名握有实权、级别较高的官员,连他有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同意左撇子没用,我们既不是片面者,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也不片面。

诚然,我们在拒绝更好的建议,并像从未有过名称似的给自己定了个这样的名称时,也谈到了政治上的顾忌。

自从议会成员从中间向左右两边分化,而议会的座位也照此挪动,以致单凭座位的摆法就可以看出我国的政治形势以后,一篇文字,一篇讲话,如果其中“左”这个词儿出现不止一次,就会被人错误地指为危险的激进,这种情况简直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习惯了。

在德国,格拉斯具有争议性的政治观点和他的小说一样出名。

不过,对我们这个协会是大可放心的。如若本市有哪个协会不怀有政治奢望,而只靠互相帮助、和衷共济来维持的话,那就是本协会一家。

那么,你们协会里有没有男女关系上邪门歪道的事儿呢?

为了永远消除这种嫌疑,这里有必要简短地提一下,我已经在我们青年组的姑娘中,找到了一个未婚妻。

如果有朝一日,我同女性初次接触时投在我心灵上的阴影会消失的话,我将把这个抚慰归功于莫尼卡。

我们的恋爱,不仅必须解决人所皆知的,以及许多书上都描写过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忍受我们的手的苦恼,简直要把它神圣化,这才能达到我们微小的幸福。

我们试图用右手互相抚摩,开始时乱作一团,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不得不发现,我们这只麻木的手是多么不敏感,便只好按照上帝创造我们的那个样子去抚摩,那就得心应手了。

我不想多透露,并且也希望,如果我暗示,始终是莫尼卡可爱的手给了我坚持和信守诺言的力量,这不至于不得体。

“格拉斯说:“我能够持久地做白日梦,对机智的词句和文字游戏感到兴味盎然,热衷于说谎,并非因为这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而只是因为刻划真实将会太过无聊。

我们头一回一起去看电影以后,我马上向她担保,我将珍惜她的童贞,直到相互把戒指套到右手的无名指上——很遗憾,这是一个让步,并且将确证我们先天造成的笨拙。然而,在南方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象征婚姻的金戒指是戴在左手上的,因为主宰那些阳光明媚的地区的,不是严峻的理性,而是心灵。

或许为了以姑娘的方式造一次反,并且证明,如果妇女们的利益看来将受到损害时,她们能够提出多么明确的论据来;我们协会的年轻女士们曾经奋力夜战,在我们的绿色旗帜上绣了一句名言:跳动的心在左边。

莫尼卡和我现在就经常在谈论交换戒指的那个时刻,并一再得出同样的结论:由于我们久已是亲密的一对,事无大小,共同分担,因此,在一个无知的、往往怀有恶意的世界上,要让人说我们是未婚夫妻,简直是办不到的。

莫尼卡经常为交换戒指的事哭泣。

尽管在这个我们自己的日子里,我们将会高兴,可是,在所有的礼品上,在丰盛的宴席上,在恰如其分的欢庆气氛上,都将蒙上一层淡淡的悲哀的微光。

现在,埃里希的脸也恢复了正常的模样。我也同样,然而仍有一段时间感到颚骨肌肉组织的痉挛。

此外,两个太阳穴也一直在抽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曾经在一篇书评中说:“格拉斯是德国文学的祭酒、德国公共生活中的民主价值的最稳固实践者和最持久的楷模。”

不,我们脸上肯定没有这副鬼相。我们的目光平静地相遇,因而也更增添了勇气。

我们瞄准。

各自想的是对方的那条胳膊。

我完全有把握击中对方,对埃里希我也完全放心。我们已经练习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工余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市郊一个废弃的鹅卵石坑里度过的,无非为了今天能够一举成功,因为许多事情赖以决定。

你们会叫喊说,这已经到了搞极度的残暴行为的地步了,不,这是自我伤残。请相信我,所有这类说法,我们都熟悉得很。我们不是问心无愧,自认无罪。

我们不是第一次站在这间搬空了的房间里。我们这样执枪对视已经有四次了,而四次都被自己的计划吓住了,结果放下了手枪。

今天,我们才明确了。

最近,个人方面以及协会里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非如此不可。

在长久的怀疑——我们对协会,对极端派的要求,已经产生了疑问——以后,现在我们终于拿起了武器。多么遗憾哪,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我们的良心要求我们,不去沾染协会伙伴的种种习惯。那里,宗派主义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最理智的人们中间,也掺杂进了空想者,甚至狂热分子。

小说《铁皮鼓》与《猫与鼠》《非常岁月》(亦译《狗与年月》)合称《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

有的人一个劲儿地右倾,有的人一个劲儿地左倾。

我简直不敢相信,每次会议都高喊政治口号,左手敲钉子成了誓言,成了令人讨嫌的崇拜,以至于一些理事会会议形同神秘的宗教仪式,大家着了魔似的拼命敲锤子,使自己陷于极度兴奋的状态。

尽管没有人正式宣布过,尽管那些显然染上坏习惯而不能自拔的人,至今为止都已被简单地开除出会了,可是,不容否认,在我们的会员中间,已经出现了同性之间那种反常的、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恋爱。

最糟糕的是,殃及了我同莫尼伶的关系。

她经常同她的女友,一个体弱多病、不能专心一意的女人在一起。她没完没了地责备我在那桩戒指的事情上不够坚决,缺乏勇气,因此我不敢相信,我们之间的信任还一如既往,而莫尼卜仍旧是我挽着的那个莫尼卡,至于这样相处的机会,如今越发稀少了。

埃里希和我现在努力使呼吸均匀。我们的呼吸越是一致,我们就越有把握,良好的感觉控制着这次行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说:“《铁皮鼓》是一部糅合了寓言手法和现实主义手法、以厚密的质感表现战前的但泽的长篇小说,它宣布了魔幻现实主义在欧洲的登场。

别以为规劝我们根除苦恼的是《圣经》语录。应该说,是我们那种热切而持久的愿望,想要弄明白,想要更加清楚地懂得,我们周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命运是不可改变的,还是我们掌握着命运,可以干预它,给我们的生活指出一个正常的方向来呢?

不再立无谓的禁令,念紧箍咒以及搞类似的手腕。我们要正直地在自由选择中,在不再被任何障碍将我们同普遍状态分割开的情况下重新开始并得到一只幸福的手。

现在,我们的呼吸一致了。

我们没有作任何暗示,便同时开了枪。

埃里希射中了,我也没有使他失望。正如事先商量好的那样,各自都断了一根主筋,手枪跌落在地,再也无力握住它了,因此,继续射击已纯属多余。

我们放声大笑,并开始伟大的实验;笨拙地进行急救包扎,因为我们只能用右手了。

格拉斯说:“正像现实也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好几种一样。叙事者的这一结论往往就足够被拿来定位为危险了——对惟一真理的捍卫者来说是致命的危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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